如果不是仅仅作为一种表达失望和不满的方式的话（如拒绝接受一个没有晋升希望的候补职位），在多数情况下，辞职并不失为一种维持和巩固个人领导地位的重要手段。即便在那些规模上远远超过政党组织的政治组织中，领导人也常使用这一策略。他们常常为自己涂上一层民主的油彩，借以赢得人们的普遍尊敬，从而分化瓦解自己的政治对手。而他们的对手反过来则被迫对他们表现出更多的尊敬。这一策略通常为那些事实上被大众认为不可或缺的领导人所采用。在德国，我们可以在最近的经历中发现这一方面的丰富佐证，集中说明了这一马基亚维里式维持权力的手段的有效性。在德国从绝对君主制向立宪君主制过度的非常年月里，在鲁道夫•加普豪森（LuDolf Camphausen）担任首相期间，国王弗利德里克•威廉四世只要发现自由主义在普鲁士开始压倒他自己所钟情的浪漫的保守主义时，他便会以辞职相要挟。面对这一要挟，自由派被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如果他们接受国王的辞呈，极端反动的普鲁士威廉王子将会继承王位，后者的统治可能会使下层阶级揭竿而起；否则他们就只有放弃自己的自由主义立场，使已经变得不可或缺的国王继续控制权力。这样，威廉国王的阴谋总是能够得逞，一次又一次成功地挫败他的政治对手。三十五年后，贵族出身的俾斯麦亲王也是借助自己那种无法被取代的地位而确立了自己的影响，通过向国王威廉一世一次又一次地玩弄辞职伎俩，巩固了他在自己所亲手创建起来的德意志帝国的无所不能的地位。俾斯麦如此做的目的无非是:只要有迹象表明君主在独立行事，他便通过自己作为“帝国的建立者”的辞职必然会使内政外交陷于混乱这一事实，迫使国王做出让步。而国王这时则由于年迈体弱无法独立处理政务。巴西共和国的现任总统达•丰塞卡（Hennes da Fonseca）就是主要借助适时提出辞呈相威胁而登上总统宝座的。1907年，丰塞卡被任命为战争部长后，立即对巴西军队进行了改组，他要求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但却遭到了议会两院的强烈反对。丰塞卡于是积极奔走，并以辞职相威胁，最终使自己的主张获得通过，从而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不仅如此，他还在1910年以102，000票对52，000票的绝对优势当选为共和国总统。
同样，在政党活动中，只要政党领袖遇到阻力，便会主动提出辞职，表面上宣称自己已经厌倦了领导职务，然而实际上是要通过辞职向反对者显示自己是不可或缺的。1864年，瓦尔泰希建议对德国工人联合总会的活动章程进行修改，当时担任联合会主席的拉萨尔极力反对。当拉萨尔意识到自己在德国工人运动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时，便提出:要么使诸如此类的分裂不再发生，要么他自己辞职。结果，他的批评者很快便不再作声。在当今荷兰，以“荷兰的拉萨尔”著称的比•约•特勒尔斯特拉（Troelstia）也曾采用同样的方法瓦解党内反对派。他以让人们同情的口吻宣称，如果自己的行动继续遭到顽固的反对派的攻击，他的理想主义将遭到沉重打击，这将使他不得不退出党的日常活动，从此躬耕田园、不问政事。在意大利社会党的历史上，类似的事情也时有发生。社会党在议会中的代表常常在某些关键问题上（如有关总罢工的时机选择等）与党内多数人的意志发生牴牾；也有时在政党大会上，他们的意见与各支部的意见相左。这时他们便可通过提出辞职轻而易举地将对手压制下去。如果有必要，他们甚至会走得更远，真的辞去自己的职务，进而诉诸于选民，要求后者对争议的问题做出最终裁断。事实上，他们几乎总是能够再次当选，从而使自己的权力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1904年，在波洛尼亚召开的社会党代表大会上，一些代表投票支持一项大多数普通党员极力反对的改革决议。对这些代表来说，一旦自己的行为遭到反对，他们便提出辞职，而对普通党员来说，为了避免重新举行选举可能带来的费用和麻烦，以及慑于本党在议会中可能失去议席，他们便对代表们的行为听之任之。1906年5月，德国议会中社会主义党的27位议员中有24位因在总罢工问题上与普通党员的意见发生冲突而集体提出辞职。然而，后来他们中间又有21人重新当选。
诸如此类的行为尽管表现出一种浓厚的民主色彩，但它并不能掩盖那些惯用这一手段的人的专制特性。表面看来，那些要求举行信任投票的领导人是在尊重被领导者的决断，然而实际上他是以自己的不可或缺为赌注——无论这种赌注是客观存在的还是主观认定的，使自己的意志获得压倒一切的影响力。领袖们从不承认自己是出于强化个人权力的动机而以辞职相要挟，相反，他们宣传自己的行为完全是出于纯而又纯的民主精神，并充分体现了他们的明智、自尊以及对大众的尊重。然而细察便知，不管他们的主观愿望怎样，他们的行为本身不仅是寡头统治倾向的集中体现，而且是他们极力想摆脱大众对他们的控制的明证。就这种以辞职相要挟的行为本身来说，即使它也许并非出于某种自利的动机，其目标也志在抹杀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意见分歧，保持各种意见之间必要的一致性，最终在实际上使大众屈服于领导人的权威。
法国著名戏剧作家小仲马（Alexandre Dumas Fils）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散文写作，在对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研究后发现，人类每前进一步，99%的人起初都会对之进行抵制。“但当我们发现自从开天辟地以来，正是那第100个人为其他99个人完成所有变革时，这种反对便显得无足轻重了。尽管这99个人乐于接受已经实施的变革所带来的好处，但他们仍不遗余力地反对那些还未来得及推行的变革。”小仲马进一步指出，“多数只能代表现在，而“少数则往往代表着未来”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那些享有公民权利的人当中，对公共事务具有浓厚兴趣的人寥寥可数。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还很难认识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大多数人对国家这种机构的活动与个人的利害、福祉以及日常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不甚了了。在这一点上，托克维尔曾指出，对大众来说，一般的公共管理事务远没有“是否让一条公路经过自家的土地”更能激起他们的强烈兴趣。正如施蒂纳（Max stinier）所说，大多数人满足于向国家寻求帮助。他对那些从康德的观念出发极力想说服人们将公共事务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的人开玩笑说:“不要妨碍我晒太阳!”“让那些对政治事务感兴趣的人去处理好了。不管现在还是将来，这种神圣使命都不会使人们拿国家事务来烦扰自己，正如这种，神圣使命，的感召并不能使他们变成诸如科学家、艺术家一样。只有在情况急剧恶化的条件下，在个人自利动机（egoism）的驱使下，人们才可能对公共事务发生兴趣。”
同样，在现代民主政党活动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类似情形。仅有少数人参与政党的决策活动，有时他们的人数屈指可数。在社会主义党以及其他所有自诬最为民主的政党组织中，最关键的决议无一例外都是出自一小撮人之手。可以说，人们放弃自己的民主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愿的。除了以上提到的那些极为普遍的情形外，阻碍普通成员参与政党活动的还有地理或地形条件的原因。一般说来，一切都是由党内那些居住在城市的成员决定；而那些居住在乡下和偏僻小镇的成员的权力则受到相当大的限制，他们所能做的只有按期交纳党费，并在选举期间投票支持那些由居住在大城市的本党成员选定的候选人。之所以如此，既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也是由于当地条件的限制。由于需要做出及时的和具有针对性的决策，使得城市居民能够取得相对于分散的乡村人口的优越地位。有关这一点，我在前面的有关章节中已间接提及。
在大城市，存在这样一个不断筛选的过程，一部分人逐步脱离组织内其他普通成员，在组织活动中比其他人表现得更为积极。同经常去教堂的那些虔诚的信徒一样，这一少数人集团主要由两类人组成：一类是完全出于某种纯粹的责任感；另一类则仅仅出于习惯。在所有国家，这一集团都是由一小撮人组成的，而组织的绝大多数成员则如同多数选民对他们的议会那样漠不关心。即使如法国这样国民政治教育已有相当长历史的国家，大多数人还是主动放弃了所有积极参与策略制定和管理事务的机会，而将所有这些事务交给由一小撮人组成的小型会议。领袖之间所进行的激烈斗争，表面看来是围绕各种策略的选择展开的，实际上是在争夺党的控制权，只不过是在诸如马克思主义、改良主义或者工团主义的旗号下进行的罢了。而对普通成员来说，这种斗争往往是他们无法理解的，他们完全被冷落一旁。不难发现，在几乎所有国家，那些因现实问题而举行的临时集会，不管是政治性的、情绪性的还是因突发事件引起的（如支持或反对政府、俄国革命等等），还是那些一般性的议题（如发现北极、个人卫生、唯灵论），即便这些集会仅限于政党组织的成员参加，也要比那些讨论策略或理论问题的集会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不管后者对党的目标或组织具有如何重要的意义。在巴黎、法兰克福、都灵三个典型的大城市的生活经历，使我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尽管环境不同，但三个城市的居民对党的事务和例会都表现冷淡。除非有某一著名人物要来作讲演，或将要发布某些能够引起他们兴趣的重要号召例如法国的“誓死打倒奢侈生活”（“A bas la vie chere”），或者德国的“打倒个人独裁政府”，大多数党员对党的集会往往反应冷淡。要举办一次成功的集会，举办者往往要以一部电影或者配以幻灯片的科普讲座来吸引人们参加。总之，普通党员对他们眼前的一切视若无睹，只有壮观的场面才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而且，可以说，经常参加公共集会或行动委员会的并不总是工人，在小城镇尤其是这样。对一名普通工人来说，下班后惟一想做的就是躺在床上好好休息一下。这样，他们的位置便被那些小资产阶级占据，后者包括那些卖报纸和明信片的、店铺售货员，那些在各自领域内已有一席之地的年轻知识分子，以及那些极力以真正无产者的身份说话，并以代表着未来的阶级自居的人。
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国务活动中。无论在政党活动还是在国务活动中，金钱的诱惑往往能够产生强制作用，而选举机制本身并不能产生持久的强制力。选举首先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义务。只要这种义务是建立在权利基础之上的，那么就有可能使少数人得到多数人主动放弃的权利，少数人总是代替冷漠的大众为他们制定法律。结果，民主体制中政治群体参与政党活动往往呈梯形排列:在最底端是广大的普通选民；其上是政党各地方组织的正式成员，他们的人数常常只占前者的1/10甚至少到1/13；再往上是那些人数更少的经常参加党的集会的人；再往上是党的公职人员；处于最高层的包括公职人员的一部分和大约半打在行政委员会中任职的人。实际掌握的权力与行使这种权力的人数成反比。这样，实践中的民主体制可用下面的示意图表示：
委员会
公职人员
积极参加政党集会的人政党的正式成员
选民
在任何国家的政党组织中，这种现象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只是由于历史或民族心理因素的作用，其表现出的强度不同罢了。在德国，民众对领袖的需求表现得尤为迫切，他们时刻需要某些人为他们指引方向，向他们发号施令。这种包括无产阶级在内所有阶级都具有的特点，正是强大的指导性当局得以发达的心理基础。在德国人当中，所有促使形成这种局面所必要的条件一应俱全:顺从式的心理趋向，强烈的自律本能，也就是说，普鲁士军事操练所造成的影响根深蒂固，不管这种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而且，德国人常常迷信权威，他们对权威几乎失去了任何批判的能力。只有德国莱茵河以西地区的居民除外，他们往往具有相对明显的个性化特征。卡尔•马克思本人深知德国人这种性格特征对民主精神可能造成的危险。尽管马克思自己可以称得上一位地道的政党领袖，而且他本人也具有作为政党领袖的必备素质，他仍然认为有必要提醒德国的工人阶级不要将组织的观念教条化。在给施韦泽（schweitzer）的一封信中，马克思这样写道:在德国，由于工人阶级从小就生活在官僚机构的控制之下，他们对建制性的权威有着一种盲目的信赖，所以很有必要让他们学会自己走路。
在平素的政治活动中，大众所表现出的习惯性的漠不关心，有时会产生重要影响，它不利于政党影响力的扩大。即使当领袖们准备采取积极行动时，大众也可能反应冷淡，甚至在组织抗议示威这样的重大问题上也可能是这样。1904年，在奥地利的萨尔斯堡（Salzburg）举行的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上，埃伦博根（EllenBogen）埋怨说：“当政党领袖们采取行动时，我总是提心吊胆。，看来，即使那些被认为是关涉到工人们切身利益的事情，也无法激起他们的兴趣。在反对新的军备计划的宣传行动中，我们发现，甚至无法组织起像样规模的集会。”1985年，在萨克森（Saxony），限制普选权的议案一提出，社会主义领袖们试图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然而，普通工人对领袖们的这一努力却反应冷淡，尽管该议案将意味着数以千计的工人的政治权利必然受到限制。新闻媒体对此事的措辞激烈。散发了数以百万计的传单。几天之内举行的抗议集会就达150次之多。然而，这一切努力终因曲高和寡而不了了之。工人们并没有被真正动员起来。参加各种抗议集会特别是在郊区所举行的集会的人寥寥无几。那些在中央委员会中的政党领袖与各地的组织者一样，都对大众的漠不关心深感失望，这种冷漠使得他们无法组织起真正的抗议活动。从领导者一方来说，这次运动的失败也是由于他们疏忽所导致的结果。由于领袖们未能向工人揭示这一提案一旦获得通过他们将遭受怎样的损失，因而普通工人未能认识到斗争本身的意义所在。由于长期养成的惰性，大众在行动之前往往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由于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加之领袖们采取的应急行动常常不能为普通工人所理解，这就使得后者不可能对之投入更多的注意力。
大众在组织上的脆弱性最明显的证据在于:当他们的行动失去领袖时，他们便纷纷做鸟兽散；他们似乎天生就缺乏重新组织起来的能力，除非有新的领袖出现并取代原来的领袖，他们始终是一盘散沙。有人很简单地认为，许多罢工和政治抗议活动之所以失败，主要是由于领袖们行动上的机会主义，后者束缚了领袖们的手脚，正是在这一点上，人们常常认为，大众运动一般来说无非是人为的活动，是个别被称为鼓动家（如Aufvviegler、Hetzer、Menellis、Sobillatori）的人主观努力的结果，而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使鼓动家们无法在整个运动中占据主导。这一观点尤其得到那些狭溢的保守主义者们的支持。然而，这一观点只是表明了那些自称对大众的内在特性了如指掌的人的无知。绝大多数集体性运动常常是自发的，而不是什么“人为的”。说它自发是就运动本身而言的，成为运动的领袖并非完全出自领袖个人的努力，而是客观情势推动的结果。如同军队一旦失去指挥官便立即乱作一团，失去领袖的群众运动很快便会陷入崩溃，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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