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民主在实践中包括群众自治，即通过民众集会决定公共事务。但即使这样的体制限制了代议制的扩展，却仍然不能防止寡头化立法机关的产生。由于这种体制中民众直接行使公共职能，必然使公职人员丧失其基本的行为能力，而且，大众常常偏听偏信，因而很容易遭到那些善于言辞的人的蛊惑；直接民主非但不能帮助人们对问题进行审慎的、有意义的讨论，而且使那些果敢的、精力充沛而且能够随机应变的少数人采取突然袭击（Coups demain）有了可乘之机。
操纵一大群人往往要比操纵一小撮人容易得多。大众的聚合是混乱的、短暂的、毫无秩序的。一旦自己的建议成为法律，大众往往不能容忍少数人的反对，更难以容忍个人的反对。在小型集会上，参加者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自己的事情，而如果有一大群人在一个狭小的地方集会，则很可能引发混乱、莫名其妙的狂热。
任何大规模组织都不可避免地带来技能上的分化，这就使人们所称的专家领导成为必要。结果，做出决定的权力逐步被认为是只有领导者才有的技能，这一权力随之被从大众手中抽走而集中于领导者的手里。这样，曾经只是集体意志执行者的领袖很快将自己从大众的控制中解脱出来，成为独立的行动主体。
组织是寡头统治的温床。在任何组织中，无论它是一个政党、工会组织，还是其他任何类型的协会，其贵族化倾向是显而易见的。组织的结构在賦予自身稳定性的同时，却使组织化的大众发生了深刻变化，完全改变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地位。组织使得政党或专业工会分化为少数领导者和占人口大多数的被领导者。
人们惯常认为，在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专制制度往往占据主导，只有当社会生活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民主制度才可能产生。自由与特权，尤其是参与公共事务的特权起初仅仅局限于少数人，近代正是这些特权不断扩展的过程，这正是我们所称的民主时代。然而，如果我们将视野从国家领域转向政党领域，便不难发现，随着民主的发展，一股逆流便会乘虚而入。随着组织的不断发展，民主将趋于衰落，民主的进化路径呈抛物线轨迹。在当今，无论从何种程度上讲，就政党活动而言，民主正处在衰落阶段。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出以下一般性规律:领导者的权力与组织的规模成正比。在世界各国形形色色的政党和劳工组织中，领导者的影响力主要取决于（除种族和个人因素外）组织的发展程度。在组织相对强大的地方，民主化的程度反而很低。
随着组织的发展，它不仅面临更为复杂、难度更大的行政管理上的事务，而且随着这些事务愈来愈庞杂和专业化，处理它不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随着组织的快速发展，不仅管理事务的数量在增加，而且处理这些事务需要更专业化的技能，后者最终促使组织功能不断走向分化。从理论上讲，按照规定，领导人的所做所为都是在普通成员的密切监视下的，他只是一个按照明确要求行事的雇员而已，他必须按照大众的指令办事，他仅仅是一种执行机构而已。然而事实却是，随着组织规模的日益庞大，大众对它的控制便越来越徒有虚名。普通成员不得不放弃自己行使管理职能或监督整个管理过程，而不得不将这些职能委托给那些值得信赖的专业领薪官员。而普通成员惟一能做的就只有接受最终的工作报告，以及偶而任命特别的调查委员会。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并非是由于组织本身的运行规则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一位纯粹的雇员逐渐变成了“领导者”，获得了他本不应该获得的行动自由，领导者很快习惯了将关键事务包揽在自己身上，并在许多问题上，在未事先征得组织成员同意的情况下，就做出决定。显然，对领导人的民主控制不断式微，甚至于微不足道。在所有社会主义政党组织中，越来越多的功能从由选举产生的代表大会中分化出来，并由专门的行政委员会掌握，一座形象威严、结构复杂的权力大厦就这样被树立起来。组织内的劳动分工愈来愈明显，行政权威在功能上也不断趋于分化，一个责任明确的等级化官僚体制就这样产生了。在一套刻板的有关党内纪律的规定中，严格遵守政党等级规则成为最基本的要求。由于技能上的分化导致了等级体系的产生，这种等级体系也是政党机器能够顺利运行的必备条件。
。在代议制政府体制下，民主制与君主制之间的区别已变得毫无意义——这种区别成为形式上的而非实质上的。在国王原来的位置上，拥有主权的人民选举产生了一群小国王。民众由于没有充足的自由和独立，在国务活动中，他们的基本权利只有任人侵夺。民众手中惟一的权利就只有定期选择一群主子这一“可笑的特权”了。蒲鲁东对代议体制作了进一步批评，他指出，在人民的代表还未掌握权力之前，他们就已经着手巩固和强化自己的影响。即使在他们彻底摆脱民众的控制之后，他们也从未停止加固自己权力的堤防。看来，任何权力都会经历这样一个自然的循环过程:它开始属于人民，最终却脱离并凌驾于民众之上。在19世纪40年代，这种观点被广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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