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政党中某些阶层之所以走向资产阶级化，除了社会主义党、工会、合作协会等本身的官僚机构的影响外，还有另外一些因素作用于这一过程。这种趋向是任何革命运动必然具有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趋向在构成上类似于一个具有强烈无产阶级倾向的小资产阶级。后者也是自上而下发展起来的，也是有组织的工人争取解放的斗争中的附带现象，只不过是在社会主义组织之外罢了。我们这里暗指那些尤其在危机来临时人数众多的无产者，因为在这时劳工组织往往很软弱，而且遭到迫害，例如，在反社会主义非常法时期的德国，或者由于无产者对党或者工会组织的认同，或者由于他们公开支持社会主义，并具有“颠覆性”，他们中的许多人因此遭到迫害。迫于生计，这些在资产阶级的反扑中受到伤害的人除了开办私营企业外别无其他选择，他们有的放弃了原来的营生，开办一个小卖铺，出售水果、蔬菜、文具、杂货、烟草，等等；有的成为沿街叫卖的小商贩，有的开设一个咖啡店，等等。在多数情况下，他们当初的同行会向这些遭遇不幸的人们积极地伸出援助之手，并视其为一种责任。这时，这些新的小资产阶级便找到了进入资产阶级的通途。这样，资产阶级的反抗无意间造就了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阶层。
作为工人斗争和雇主政治报复的结果，究竟有多少人成为独立的小资产阶级，我们无法做出准确的估计。烟草商、食品杂货商等，都难以被纳入统计调查的范围。
工人阶级队伍中的每一位成员都希望自己能够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从而过上更舒适、更少约束的生活。工人的愿望就是成为小资产阶级。在那些非社会主义政党成员的局外人看来，社会主义政党总是和小资产阶级没有什么区别。无产者并不能从物质上摆脱他们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比如对于德国工人来说，当他们的工资得到提高时，他们就在骨子里沾染上了德国小资产阶级特有的那种症状——俱乐部癖（club-mania）。除了几个小城镇外，在所有的大城镇，各种各样的工人协会纷纷成立:如体操俱乐部、合唱协会、戏剧协会；甚至吸烟者俱乐部、保龄俱乐部、划船俱乐部、健身俱乐部。虽然这些组织均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但并不能改变其自身的资产阶级性质。保龄俱乐部仍然是原来的保龄俱乐部，即使它被冠以所谓“自由之子保龄俱乐部”这样华而不实的名称。
和资产阶级一样，社会主义的工人也不能被视为一个庞大的、成分均质的灰色大众。尽管无产者都是靠出卖自己的惟一商品——劳动力为生，但至少从理论上说，组织化了的社会主义工人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在反对雇主及其在政府中的代理人方面，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将受雇于现代生产建制（例如火车机车）的不同类型的工人群体联系在一起的实际的制造业系统，并不能消除工人队伍内部各种亚阶级群体之间的障碍。同样，另一方面，在工人队伍内部发生了分化，使得一部分工人日益摆脱了那些与他们没有个人联系的工人。工作类型、工资水平、种族和社会环境等使得工人在生活方式和趣味方面存在很大差异。早在I850年就有人指出：“工人中间存在许多类型，并存在一个贵族阶层。印刷工人居于首位；捡拾破烂、清扫大街、疏浚地下管道的工人处于最底层。”
有组织工人有理由对非组织化工人感到愤怒。但另一方面不容否认的是，从根本上说，发生在工人阶级中间的这种争夺聚食场的斗争，并非是具有良好动机的工人和那些居心不良的工人之间的斗争，也并非如人们通常幼稚地认为的那样，这种斗争只不过是主仆换位的斗争。实际上，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罢工者总是被视为英雄，而破坏罢工者总是被视为流氓；而对于雇主来说，破坏罢工者恰恰是些诚实而勤恳的人，那些参加罢工的工人则是些游手好闲之徒。
在英美国家，几乎所有的大型工会组织都趋向于法团主义，形成明显的工人阶级贵族。对于工会组织来说，一旦它的财力和影响力得到提高，便不再努力吸收新的成员加入工会组织，反而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如提高加入工会的会费，要求出示更长期限的学徒资格证，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手段）限制新成员的加入，目的在于维护他们自己手中已有的特权，避免其他工人获得相同的职业。反对外来移民运动也是同样的职业利己主义的后果，这在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中间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要求禁止外籍工人进入本土。在这种情况下，工会采取了明确的“民族主义”政策。为了将那些“不受欢迎者”拒之门外，他们不惜诉诸于“阶级国家”的力量，他们向政府施压，有时甚至将政府推向与劳工输出国宣战的边缘。在欧洲（尽管在这里表现不如前面两个国家那么明显），我们也可以发现，在劳工运动中形成了某些封闭的团体和小集团（寡头化倾向就是从这里发生的），后者与社会主义诸理论原则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受雇于那不勒斯军工厂的工人最近要求政府将“工厂里1/3的新岗位留给正在工厂里做工的工人的孩子，让他们继承其父亲的职业”，他们在情感上与当今世界的距离并不如我们当初想象的那么遥远。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阶级斗争的目标在于使地位较低的阶级上升为较高的阶级。也正是由于此，革命经常导致的并非阶级的民主化，而是民主派人士阶级意识的强化。”
毋庸置疑，与知识分子相比，出身无产阶级的领袖虽然有自身的劣势，但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无产者对大众的心理有着更为准确的把握，知道如何与工人更好地相处。从这一前提出发，有时人们便推论说，对于那些曾经做过工人的人来说，即使进入政治领导岗位，他也会与普通民众保持持续稳定的联系，他将会选择最为切实可行的路线，他自己的无产阶级出身将确保他不会将大众引人歧途。
认为无产者只要将自己的事务委托给出身无产阶级的领袖，比托付给律师或医生更能够对这些事务直接地进行控制。这无疑是一个幻想。在两种情况下，所有的行动都要通过中间组织。现代劳工运动中，领袖不可能仍然是事实上的手工工人。当工会组织从工厂里选择一人经常性地处理集体事务并从中获得薪水，那么在有意和无意之间，他便逐步脱离工人阶级而演变为一个新的阶级，即一个靠拿薪水过活的新阶级。无产阶级领袖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心理和经济上都不再是手工劳动者，不仅意味着他不再去采石场搬石头，或者去鞋店卖鞋；而且，他将同领导集团中那些以律师和医生为业的同事一样，成为代理机构（inteimediaiy），也就是说，出身无产者的领袖与那些来自资产阶级的领袖一样，都倾向于寡头化。而昔日的手工工人因此却沦为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落魄者”（declasse）。
然而，在工会运动发展的不同阶段，工会领袖内部也会存在相当大的差异。领导一个财力上还相当薄弱的组织需要领导人所具备的品质（这个时候主要是宣传鼓动和组织罢工）肯定与领导一个为其成员提供固定的福利保障、旨在通过和平手段赢得实际成果的工会组织不同。在前一种情形下，领导人最需要的是热情和宣传才能。作为组织者，其工作不是反抗就是鼓动。在某些批评者眼里，尤其是在无产阶级运动的早期阶段，这些品质来自那种完全的无知。在这一时期，宣传鼓动总是充满了浪漫情绪和感情色彩。它所要实现的目标也往往是道德上的而非物质上的。而当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工会组织所面临的任务则变得日益复杂，财政、技术、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在工会日常活动中的地位愈来愈突出，这就使得原来的鼓动家让位于那些具有专业特长的雇员。阶级斗争阶段的旅行推销员被按部就班、毫无生气的官僚所取代，狂热的理想主义者被冷冰冰的实利主义者取代，具有坚定（至少在理论上）信念的民主主义者被赤裸裸的独裁者所取代。口头宣传活动退到了后台，而管理才能如今却成为最为重要的东西。结果，在这一新的阶段，运动的领袖声调降低，声名也不如以前那样显赫，他们的性格变得稳健成熟，以更为务实的态度处理事情。到这时，领袖开始从大众中分化出来，不仅在于他们作为专业人士的个人品质，而且在于他们的行为所遵循的制度规则，借助这种制度规则，他们得以控制普通大众。光德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的组织规则就有47页，分成39段，每一段10至12节。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组织规则，哪一个工人不会感到无所适从呢？现代工会组织的官员尤其是当他领导一个联合会时，他必须对某一产业有准确的把握，他必须知道适时对敌我力量对比做出准确估计。同样，他必须熟谙有关该产业的技术和经济等方面，他必须了解制造某些产品的成本、原材料的产地和价格、市场状况、不同地域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水平。他必须同时具有作为元帅和外交家的两种才能。
工会领袖的这些优秀品质并不总是与民主体制相容，实际上却常常与民主的诸多要件相冲突。
对那些曾经是手工工人的人来说，他们对权力的热爱往往是最为强烈的。刚刚成功地摆脱了先前作为工资劳动者和资本的仆从的锁链，他当然不愿意给自己套上新的锁链，成为大众的奴隶。与其他获得解放的人们一样，他很有可能滥用这种刚刚赢得的自由——倾向于放纵。经验告诉我们，无论在哪个国家，出身无产者的工人阶级领袖往往很容易走向反复无常、专断。他根本不能容忍任何分歧，毫无疑义，这部分地应归结于他的暴发户性格，因为暴发户总是以极端的嫉恨维持自己的权力地位，将所有的批评都视为企图羞辱并削弱他的影响力、对他的过去蓄意的并怀有恶意的暗示。正如刚刚改宗的犹太人反对别人提及他的希伯来出身一样，出身无产者的劳工领袖往往忌讳别人提及他曾经作为雇佣工人的依附地位。
个人的自私自利、懦怯、卑劣通常与明智和见多识广等品质联系在一起，它们彼此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致我们很难将那些好的品质与坏的品质区分开来。那些无产阶级出身的劳工领袖身上表现出的性情暴躁开始变得冷静。他们的判断趋于谨慎，激进政策在他们看来是不可取的，这种政策非但得不到任何好处，反而会威胁到已经赢得的一切。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两类动机在背后同时起作用，自利性和客观性携手并进。其结果就是劳工领袖不敢越雷池一步。
美利坚合众国是一片遍地布满黄金的土地，在这里，人们的公共生活受到对黄金的渴望的左右，其程度超过了任何其他国家。资本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意味着腐败。在美国，这种腐败不仅涉及面非常广，而且按照美国的批评者所说，它已经作为一种制度被认可。在欧洲，这种腐败遭到普遍的指责和义愤，然而在美国，人们对之却漠然处之，或者一笑了之。莱克（Lecky）指出，如果我们仅仅以美国人的做事方式来对美国人做出评判，我们所得出的结论必然是极端否定性的——而且有失公正。
丝毫用不着奇怪，在北美国家，劳工领袖的贵族化倾向本应得到自由的发展，并扩大到相当的规模，他们所处的环境如同人们已经指出的，充满了粗鄙的实利主义。美国的无产阶级领袖惟资本主义之命是从，后者统御着他们国家的生活。结果，他们的政党活动表现出浓厚的财阀性质。当他们提高工资以及获得其他特权的要求得到满足时，工会的官员们便穿着晚礼服出席雇主的豪华宴会。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他们习惯于向那些外国来的会议代表及其夫人赠送贵重的礼品、珠宝首饰，等等。领袖们因为自己的特殊职务获得了丰厚的工资回报，有时其数目也相当可观。某些得到普遍认可的权威研究告诉我们，对于许多劳工领袖特别是工会领袖来说，他们的职位只不过是他们个人获得晋升的手段罢了。根据信息灵通人士所提供的证据，到目前为止，美国工人阶级队伍中几乎没有产生一位值得他们尊敬的领袖。他们中的许多人往往为了个人的目的厚颜无耻而且赤裸裸地利用他们借助工人同志的信任而获得的职位。总体看来，美国劳工领袖往往表现得“愚蠢而且贪婪”。作为一位美国人，同时也是一位社会主义者的加洛德•威尔夏尔（Gay Lorf Wilshire），对那里的社会主义领袖做出了如下毫不客气的评价：“他经常由于个人的失败才表达对社会的不满。他工于大声喧哗而不是深邃的思想。他常常是一位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他所提出的要求和进行的政治煽动经常是出于无知。”这样，那些聪明诚实的工人要么被驱逐出劳工组织，要么被引入歧途。事实告诉我们，完全被资产阶级所控制的劳工领袖并非少数。由于没有受到多少教育，他们对巴结奉承毫无抵抗能力，然而，这只是他们身上众多缺陷中最轻的一种。
在腐败发生的频率方面，北美国家有组织劳工真可与那里的资产阶级相匹敌。一位研究美国劳工运动史的历史学家为此惊呼:“那些臭名昭著令人担忧的传闻无论是在资产阶级身上还是无产阶级身上都得到集中体现。而在劳工组织中，其发展到令人极端失望的程度，以致即使借助那种在其他国家劳工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英雄主义和激情也对之无济于事。那种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文明中所表现出的犬儒主义已渗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骨子里。”美国劳工运动在组成上可以说都是青一色的无产者，但与此同时，其堕落程度也表现得最为突出。与我们所提到的那些为了赤裸裸的利益而产生的腐败行为相对照，实际上还存在一种导源于理想主义的腐败行为，这种行为不应当与前者相混淆。有时，劳工领袖出于金钱的考虑而攻击某一党派，并由其他政党或政府提供资金。实际上，他这样做意味着他并不看重金钱。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党的利益，他个人并不沾一分一文。正如一位美国政治经济学家一针见血地指出的，这种腐败行为有时需要领袖强烈的自我牺牲精神，他为党确保了额外的资金来源，然而这种行为必然受到强有力的攻击和深深的休疑，甚至如果有必要的话，他在政治上将走向末路。他在党内为自己赢得了极高的荣誉，做出了一个受到景仰的人所能够做到的最大牺牲。在这类腐败行为当中，自由派经常指责劳工运动领袖的腐败行为，认为他们为了与自由派和激进派作斗争而接受保守派或政府的资助。在世界劳工运动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英国，1885年大选期间，社会民主联盟领袖为了确保大都市地区两位候选人当选，接受了托利党所提供的资金。后者的主要目标是要分裂其主要对手的选票，从而击败自由派候选人；这样，所支付的资金数目取决于社会党候选人的选票数量，平均每张选票8英镑。同样，米兰劳工党领袖康斯坦诺•拉扎里（Constantino Lazzari），为了在选举中与资产阶级激进派一争高低，而从政府那里获得500里拉的援助。在德国，施韦泽（schweitzer）在担任德国劳工联盟主席期间，其某些行为（倍倍尔也在其中）被指责为腐化行为，当初却是出于同样的考虑。细读古斯塔夫•迈耶（GustavMayer）的种种论据至少会给我们这样一种印象。然而，所有这些例证都不足以构成对领袖个人腐败的指控，因为接受那些金钱并非为了个人的某种目的，而是为了党的潜在利益。至于这种行为在政治上是否明智，是否有利于推进政治道德，则是另外的问题。毋庸置疑，这种行为对大众的心理影响并非是积极的。而且，它对领袖自己的道德特别具有危险性。出于崇高的动机而进行的腐败行为最终可能走向为了某种卑劣的目的而行的腐败。如果类似的办法成为政党政治中的惯例而被接受，那么，那些能干却又无所顾忌的领袖很可能将腐败带来的一部分利润塞进自己的腰包，同时却能够使自己比那些能够以身作则、毫无自私心的同事对于党组织显得更为“有用”。这将意味着走向末路的开始，并为党内财阀政治打开了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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