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一个政府如何独裁，都会不失时机地拉拢腐蚀任何对政府权威构成威胁的运动领袖。
党的工作人员的薪给制度成了一种纽带，任何同志无论如何都不敢轻易割断。德国社会民主党为其工作人员提供酬金，使后者能够抵御各种形式的物质诱惑。但是在法国、英国、荷兰、韋大利等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宣传（无论是口头的还是文字的），主要依靠志愿者。而在德国社会党内部，从未听说其宣传活动是由志愿者进行的。在其他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主要依靠个人热情、个人的主动性以及个人的献身精神实现的；而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依靠的是忠诚、纪律以及酬金的激励。
众所周知，工会组织能够吸引成员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组织为其成员提供多大的经济好处。这样看来，德国社会党应当从工会运动的成功经验中受到启发，将目前完全由党的官僚机构垄断的某些特权扩大到普通党员。
在他看来，工会组织之所以获得了比社会党更多的优势，在于工会组织为其成员提供了更多的“追加好处”。格里奇进一步指出，对于工会组织来说，只有为其成员提供大量的经济支持，工人们才能够对工会保持高度的信赖，其成员数量将迅速增加，组织本身也将更趋稳定。
在贵族体制中，只要其基本保持自身的财阀特性，选任官员经常是不拿报酬的，即使该职务需要他们投入全部的时间和精力，这一职务完全是荣誉性的。他们出身上层阶级，腰缠万贯。在他们看来，出于个人荣誉上的考虑而为公共事业，或因在国家机构身居要职花点钱甚至慷慨解囊是完全值得的。这在许多现代民主国家也屡见不鲜。伦敦市长阁下以及英国其他主要城市的市长都是不领薪水的。同样，意大利的市政官也是如此。由于业余生活等方面的补贴一般来说相当少，这些官员必须拥有雄厚的个人资产，以保证他们的日常开销。他们要么是暴发户，要么家底殷实。同样，对意大利议员来说，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在意大利，政府反对给议员提供薪水，因为在政府看来，国家的选任议员接受薪金是不光彩的和欠妥当的。
一般来说，一旦原来的体力劳动者成为雇佣者，他们并不是容易对付的上司。他们多疑，而且极端苛刻。对被雇佣者来说，如果他没有足够的手段避免他们那些泥腿子出身的八面玲珑的上司们的控制，他们将受到（正如他们常常所抱怨的）比任何私营业主对待他们的更为糟糕的待遇。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仅靠理想主义并不足以使他恪尽职守。人的热情并非可以长期储藏的物品。那些为了某种伟大的信念而不惜牺牲生命的人或许可以坚持几分钟，甚至几个月，但要让他们为同一信念始终不渝，常常是不可能的，即便这种信念并不需要他个人做出多大的奉献。甘愿自我牺牲如同一枚质地上乘的金币，它可以在一瞬间被花得一干二净，而如果我们将其化整为零，则会在不知不觉之间被花掉。所以，即便是在劳工运动中，领袖们不仅需要得到同志们的爱戴，获得良心上的满足感，而且需要不时地给予物质上的回报。
对于政党领袖来说，出版物是他们争夺、维护和巩固权力的强有力工具，是领袖扩大自己于大众心目中影响的再合适不过的手段。这种作用同样在工会组织的刊物和具有政治目标的出版物中得到体现。在劳工组织的刊物中，充斥着对领袖人物的溢美之词，他们“大公无私和自我奉献的精神”以及“与领袖们坚强的自信心和不屈不挠的坚韧毅力相联系的充满热情的理想主义”。这种宣传试图告诉我们，正是领袖们的这些品质才使他们有可能建立强大的工人阶级组织。诸如此类常常针对社会主义领袖的充满奉承的语汇也为资产阶级出版物所借用（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出于选举的机会主义目的），并得到社会主义刊物的积极复制。不管这些宣传的真正效果如何，它通过在普通社会主义者中间传播这些语汇，以达到提高领袖个人威望的目的。
事实上，出版物并不能对其受众施加如大众宣传家们在公开集会、辩论和党代会上对他们的听众那样直接的影响。然而，作为对这一缺陷的弥补，书面语言的影响范围要广泛得多。出版物能够有效地制造“轰动效应”，从而影响公共舆论——正是在这一点上，现代政党民主制与拿破仑的军事独裁体制如出一辙。为了得到或维持民众的支持，为了将运动的领导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社会党领袖经常通过出版物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在其他国家，例如德国，大众对权威的信奉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根本不需要少数人的个人声誉来维持这种权威。因此，报章杂志上的文章几乎总是匿名的。投稿者的名字被编辑们的名字掩盖了。杂志不是用来扩大文章作者的知名度，普通读者也常常对作者的个人情况一无所知。这就是为什么与其他大多数国家相比，德国政论作家的个人影响力相对来说微不足道的原因；他们在公共生活中扮演着无足轻重的角色，其社会地位也相当低微。但我们不要因此误以为这些并没有作者署名的出版物，无法作为领袖维护其统治地位的政治手段。在德国，人们常常将新闻记者与报章杂志的编辑甚至整个政党组织等量齐观，因此，记者向公众的呼吁获得了整个政党集体权威力量的支持。这样，记者的个人观念便赢得了巨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在其他情况下是无法取得的。因为匿名而使编辑个人失去的对大众的直接影响力，却在作为一个集团的舆论领袖那里得到补偿。虽然大众并不知道那些以集体名义发表的文章，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是某个人的一手之作，但社论中以一个庞大的党组织的名义出现的“我们”，其影响力往往要比最知名的领袖的名字所产生的影响力大得多。“党”（即所有党的领袖）因而被赋予某种特殊的神圣性。在德国，人们不难发现，党的机关核心报纸《前进报》所发表的那些匿名的论辩性和其他性质的文章，在普通党员特别是普鲁士地区的党员看来，只不过是过眼烟云，几乎没有人能够严肃对待。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报章杂志的匿名制度为那些进行猛烈人身攻击的行为打开了方便之门，并为之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机会，而且使得这种攻击免于道德和法律责任。在这种匿名制度的保护下，那些怀有卑劣的个人动机、然而生性怯懦的人将大行其道，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对与自己有着个人恩怨或在政治上意见相左的人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出版物总是控制在领袖手中，普通党员对之并不能产生任何影响力。在领袖与大众之间，经常存在一个由出版界代表组成的中间阶层，后者由普通党员授权对报章杂志的编务人员实行某种监督。然而，即使在最为有利的条件下，这些被委以重任的工作人员的影响力也极其有限，而只不过是一种不合时宜的、缺乏专业知识的准政府机构罢了。总而言之，我们可以断言，只有那些领取薪金的领袖才对所有与出版业有关的政治事宜拥有决定权。
众所周知，所有国家的社会党议会党团，均不遗余力地使那些已经退休的社会党议员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获得投票权。在1890年柏林代表大会上，德国社会党正式认可了这一权利，同时只是规定了一项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限制条件，即在那些涉及议会活动的问题上，参加社会党代表大会的议会党团成员的意见只是参考性的。尽管有人反对，这项权利最终还是在1905年耶拿（Jena）代表大会上正式被确认为社会党一项新的准则。显而易见，对社会党议会党团来说，即使未能如愿以偿获得在党代会上的投票权，但它可以轻而易举地将自己的成员安插进党代会。奥艾尔（Ignaz Auer）曾说，那些未能进入党代会的社会党议员肯定是些无能之辈。不过，他们可以借此摆脱由此带来的琐事的纠缠。而那些进入党代会的议会党团成员可以经常参与党内重要决策的制定，他们不是以自己所在支部的民选代表，而是以议员任期内自己所在选区全体选民的代表参与党的决策过程的。这就意味着公开承认了他们的领袖地位（而且，这就等于认可了他们的权力部分来源于社会党之外这一事实），并将他们明显提升到“超级同志”（super-Comrades）的地位。他们不受普通党员群众的任何约束，而且只要在帝国议会中保持自己的席位，他们在党内的地位就无法动摇。这一制度在德国表现得尤为突出。
然而，由于社会党议会党团在处理许多问题方面的能力，他们往往将自己凌驾于党代会（后者从理论上讲，是社会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之上，享有充分的独立。议会党团成员总是不断将越来越多的决策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是提交党代会，从而使自己成为党的前途命运的惟一主宰。
与资产阶级议会党团一样，社会党议会党团往往形成一个封闭的集团，切断了与他们所在党组织的联系。
党的地方支部往往听从于他们的代表。在党代会上，绝大多数与会代表将那些有威望的领袖的引导视为理所应当。
与其他政治组织相比，在工会运动中，领袖的威权特性以及他们对民主组织所进行的寡头式统治，表现得更为突出。
在工会运动的历史上，大量的事实表明，集权式的官僚体制可以使民主主义的工人运动偏离民主的方向。与其他政治性的劳工组织相比，工会组织的领袖更有可能不顾他们所代表的大多数工人群众的反对而自行其事。这里只要引证1905年工会在科隆代表大会上所做出的两个著名决定，就足以说明问题。在其中的一项决定中，工会领袖不顾绝大多数代表的反对，宣布不再将每年的五月一日定为举行总罢工游行的法定日。在大会的第二项决定中，禁止任何有关举行总罢工的想法。从这些事例以及其他类似例证中，领袖行为的寡头特性巳经暴露无遗。尽管有人仍对这一结论提出质疑。
多年来，工会联合会执委会一直试图以工人大众的名义，完全控制旨在争取提高工资的工人运动的全过程，进而决定某一罢工活动是否“正当”。由于工会联合会领袖往往控制着数目可观的活动经费，所以，实际上关键性的问题是:由谁来决定某一次罢工是否应得到资助。这一问题直接关涉到工会组织中工人大众是否拥有管理自己事务的民主权利。领袖们声称，只有自己才在所有这些关键问题上拥有决定权，而且他们并不满足于自己已经掌握的权力，显而易见，民主的最基本原则已经遭到彻底破坏。领袖们明目张胆地将自己变成寡头，而那些为运动提供资金的工人大众所能做的只是接受寡头们所做出的决定。对于自己的这种篡权行为，领袖们也能够找到策略上的说辞。他们宣称，自己之所以这样做，目的只是为了在罢工问题上能够慎重从事，并能使工人们的步调一致。他们声称，自己能够对问题做出慎思明辨，比工人大众更了解全国劳动力市场的状况，进而能够对斗争成功的可能性做出更为准确的把握。另外，在工会领袖看来，由于在某一城镇举行罢工必然削弱该城镇工会的财政基础，有时甚至会使整个工会组织工人的工作条件走向恶化，所以，应当由领袖来决定举行罢工的时间和地点。这样，领袖们认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出于防止少数人因一时冲动而危害到多数人的利益这一民主目标。
不过，我们这里关心的并非工会组织中经常出现的寡头体制。毋庸置疑，无产阶级组织中的寡头化倾向与国家机构如政府、法院等的寡头化倾向几乎没有什么两样。有意思的是，与其他国家一样，在德国，社会党领袖公开指责工会运动中根深蒂固的寡头体制，而工会领袖反过来对社会党内部的寡头统治也是大加揭露。然而，两大领袖集团却异口同声，宣称各自的组织对寡头统治的侵蚀有着天然的免疫力。
在任何人们的集合中，个人的影响往往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而降低，这进一步强化了生产性合作协会的个人化色彩。因此，换言之，那种曾经支配中世纪行会组织的亘古不变的心理规律，同样也支配着生产性合作协会。随着组织实力的日益壮大，组织的排他性也与日俱增，并总是极力维护已有成员的利益和特权。例如，通过提高会员费，为加入协会制造间接的障碍。有时干脆将新会员拒之门外，或规定会员的最高限额。如果协会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就通过雇佣普通的工资劳动者以满足需要。因此，我们时常发现，生产性合作协会逐步转化成了合股公司，有时甚至成了管理者的私人公司。鉴于此，考茨基曾不无道理地指出，工人阶级合作组织当时的社会价值仅仅在于，它为某些无产者提供了脱离本阶级而进入更高阶级群体的途径。
一般来说，领袖对大众的敬重并非发自内心，即使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对大众热情有加，并对大众所给予他们的荣誉地位予以更大的回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尊敬只是单方面的，除非领袖对大众的疾苦有着切身的体验。弗尼埃尔（Foumifere）曾指出，在社会主义领袖眼里，那些将希望寄托于领袖并给予全力支持的大众，只不过是自己手中驯服的工具罢了，他们只是一连串零，惟一的作用就是增加左派的政治筹码。“如果他所控制人数数目后只有一个零，那么就意味着他只有十个支持者，如果他所控制人数后有六个零，便意味着他得到了一百万人的支持。”
普通党员在受教育程度和个人才能方面事实上的差距集中体现在他们职能地位的差异。在领袖看来，他们之所以将大众排除在党务之外，完全是因为后者的无能造成的后果。领袖们担心，如果不是那些为党的事业呕心沥血的少数人，而是那些对党的事务毫无主见的多数占据主导，党的利益必将因此蒙受损失。因此，政党领袖历来反对在党内事务中让普通党员通过投票决定。“要做到审时度势，必须具有统揽全局的远见卓识，而这往往是少数几个人才具有的能力，而大多数人只是为一时的印象和意识所支配。只有那些由少数官员及其智囊参加的秘密会议才有可能对整个局势做出较为冷静客观的判断，因为只有在那里才能避免形形色色的媒介信息的影响，每个人可以畅所欲言，而不必担心自己的言论被敌对阵营利用。”
有时，劳工领袖用近乎犬儒式的真诚言辞宣称自己相对于麾下广大劳工大军的支配地位，甚至毫不掩饰取消任何使大众有可能束缚领袖手脚的可能。领袖甚至声称自己有权力违背大众的授命。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
权力被操纵在少数几个人手里——例如在当今劳工运动中所表现的那样——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以自己的不可或缺而自居的“代表”，很快从人民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主人。当初服务于下属的领袖最终成为后者的主子。这正应验了歌德曾经揭示的一个古代真理:歌德借助靡菲斯特（Mephistopheles）的口这样说道，人类总是甘愿使自己受制于自己的同类。正是那个一贯反对篡夺国家建制权威的党却不由得走向自己建立的权威所造成的篡夺行为。与政府相比，大众更加依附于他们的政党领袖，那些他们根本无法容忍的政府对权力的滥用，却能够对他们政党领袖滥用权力的行为宽容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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